洞庭湖萎缩之快，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湖泊之最。一位专家在形容洞庭湖面积时说：“已经快变成一条河了”。

洞庭湖在1998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水事件，当时城陵矶站的最高水位达到了35.94米，超出防洪限制水位1.54米。然而，尽管面临如此高的水位，第一线的防洪堤并未崩溃。相比之下，今年水位仅为33多米，却导致了团洲垸一线的防洪大堤垮塌。

这一现象背后，洞庭湖正遭受着快速萎缩的命运。其萎缩速度之快，在中国近现代湖泊中是前所未有的。根据复旦大学教授张修桂的观点，洞庭湖的萎缩趋势是不可避免的，最终可能会演变为一片平原，类似于历史上的云梦泽。

洞庭湖的萎缩对其调蓄和宣泄洪水的能力造成了严重影响，使得湖南地区在1998年的洪灾中损失惨重。那一年，城陵矶站的最高洪水水位打破了历史记录。换句话说，由于缺乏足够大面积和深度的“蓄水池”，洪水无法得到有效处理，对堤坝构成了巨大威胁。

在那次大洪水中，洞庭湖区共有142座大小堤垸溃决，全省动员了超过3.5万名解放军战士、武警官兵以及230多万名干部群众，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艰苦努力，才成功遏制了洪水。

洞庭湖的面积正在逐渐减少，蓄洪能力显著下降。自20世纪90年代起，湖泊的最高洪水位连续刷新历史记录。这种萎缩现象始于1852年荆江藕池溃口事件，该事件破坏了江湖之间的稳定关系，并导致大量泥沙沉积于湖中。每年约有1亿立方米的泥沙在湖底堆积，几十年间已形成新的陆地区域。

洞庭湖，曾经的水面面积达到6000平方公里，但在藕池溃口后的百年间（1949年），其面积已减少至4350平方公里。进一步的监测显示，在1995年城陵矶水位为31.5米时，湖面面积减至2625平方公里，而在枯水期则仅剩645平方公里。到了2022年，据岳阳市气象局发布的《生态遥感专报》显示，洞庭湖水体面积已严重缩减至436.09平方公里，萎缩程度超过八成。

这种快速的萎缩进程引起了关注。通常，自然泥沙淤积导致的湖泊消亡可能需要数百到上千年的时间，但洞庭湖的变化却异常迅速。这一现象的背后，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。

“人与水争地”是洞庭湖洪水中的一个高频议题。堤垸的修建是导致洞庭湖快速萎缩的主要因素之一。堤垸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围洲垦田而形成的聚落区。根据《洞庭湖近代变迁史话》的记载，清朝中期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，许多移民穿越山川来到此地。洞庭湖之所以能够成为鱼米之乡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筑堤围垦的活动。

洞庭湖的演变过程及其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是复杂且多面的。历史上，洞庭湖通过天然淤积逐渐积累了泥沙，这导致湖底升高而水域深度降低。然而，其表面积并未显著缩减。随后，围垦活动改变了这一自然状态。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通过将众多分散的小堤连接形成一道大堤，并整合小垸田为永久性的大垸，极大地影响了湖泊的自然特性。此外，原本分隔各小垸的河流被改造用于农田灌溉，进一步加剧了湖泊生态环境的变化。

到了60年代，围垦活动的重点转向直接抽排垸内湖水，这一措施不仅减少了湖泊面积，还影响了湖泊的水文动态，导致了水位的不断上升。这种持续的围垦和自然淤塞相互作用，进一步推动了湖泊形态的改变。

在洪水频发的时期，人们常常质疑湖区居民为何选择生活在蓄洪区。事实上，许多曾经的蓄洪区已转变为受大堤保护的肥沃农田，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存基地。这种转变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复杂性，以及在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。

洞庭湖恢复至4350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是1998年洪水后官方设定的恢复目标。国家水利科研机构指出，蓄滞洪区原本不应用于生产和居住，但由于洪水发生的不确定性，部分区域已转变为居民区。

“4350”规划的专家姜加虎提到，初期的策略是将湖区农民迁至城市，实现退田还湖。长江防洪规划中，退田还湖分为单退和双退两种模式。双退模式下，村民和田地完全搬离，为洪水腾出空间；单退模式下，村民搬离但田地保留，增设溢流堰或水闸以应对特大洪水。

目前采取双退的人数较少。例如，团洲垸溃坝后仅转移了7800人，远低于户籍登记的2.5万人。这反映出田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及其生存问题。

洞庭湖面临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竞争与冲突。